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柏悦酒店举行

　　2016年5月15日，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柏悦酒店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就新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入研讨。在论坛上发表以下观点。

　　王辉耀：谢谢大家下午继续坚持，我们最后这一场是非常精彩的，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国内外非常知名的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参加我们下午这场圆桌论坛。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我们已经连续两年举办，今年我们的圆桌论坛是关注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在座的几位都是非常知名的，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论坛。

　　我们的论坛实际上是个小范围的，我们很多内容会进行整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媒体进行采访，所以今天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聚集了这么多大家。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也是当下中国各方面特别关注的话题，就是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转型时期，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到了转型时期。产业升级现在确实面临着拐点，或者是十字路口，我们刚刚又制定了“十三五”的规划纲要，如何实现中国经济预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同时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现在也是很热的一个说法，怎么样增加投资过程中如何优化投资结构、产权结构，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这个度的把握如何相互促进。

　　同时经济增长三架马车里面，实际上民营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以上，这一块如何进一步推动？今天中午午餐会的时候，刘永好CCG副主席，他说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数字，民营企业投资放缓，这一块我们如何来看待？包括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科技创新，社会就业，包括互联网+，政府一直在谈简政放权，三证合一，营改增，税费负担包括企业权益保障，如何创造更公平的竞争机制。在新常态下如何转型升级，加快新型产业布局和发展，都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很棘手，很迫切的问题。

　　首先想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包括在中国改革方面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了。迟福林院长也参与了“十三五”规划纲要咨询工作，也请每位用3—5分钟谈一下主题的观点，之后再进行互动交流，首先有请迟院长。

　　迟福林：谢谢王院长，3—5分钟简单谈谈自己的观点。我总的认为，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面临着短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中长期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所以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来把握这个趋势，如何来出好牌。我的个人看法是，要出好这个牌，一个大思路就是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改革需要破题，需要闯关。重要的是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如何以国务院市场开放来推动我们的产业结构、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

　　中国工业已经进入后期，我们的产业结构与这样的情况不相事业。工业市场开放程度至少有80%—85%以上了，服务领域市场开放度是将近50%左右。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在哪里？在我看来就在于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所以能不能打破行政垄断个市场垄断为重点，实现市场开放，对于我们释放新阶段市场化改革红利，形成新阶段发展的新动力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这样一个服务业市场开放可以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使我们这样一个产业结构转型适应全社会现在日益增长，快速增长的服务型需求。甚至这样服务业市场开发，同目前全球贸易进程相适应。所以如果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度在“十三五”期间有明显的突破，我们未来五年，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8%—60%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的开放度如果能够有突破，我们城镇居民的服务性消费从现在40%提到50%是有可能的。这两个数字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能不能或者如何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推动城镇化结构，由现在的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

　　我们城镇化的短板在哪里？现在官方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40%多，户籍人口城镇化30%多，这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问题在于现在城镇化的改革思路还不明确，我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思路就是以全面实施集中制度，取代城乡两元的户籍制度，中央应该尽快明确，到2020年，我建议能够用全面的用集中制度取代两元户籍制度。

　　实施全面集中制度的条件总体成熟，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这样一个改革将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所以我估计如果这项改革能有突破，到2020年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会超过50%，国家现在预计目标是45%，这样人口化进程同中国现代化进程，工业化进程相适应。

　　第三件事情，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

　　中国新一轮的发展，也就是“十三五”的发展，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能源变革，互联网与此相交汇，更与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相交汇。前天欧盟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深思，欧盟这么高票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值得我们搞改革的人重视。我想这里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不排除一些政治原因，当前国际大格局的原因。因为我所在的中联院要跟欧盟讨论中国自贸区的问题，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大大折扣了。

　　我们要重新考虑，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开放着重点在哪里，我们的短板是什么。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战对外贸易比重是20%多，我们只有12.3%，到2020年说要达到16%，我们跟2014年只差五六个百分点实在说不过去，但是部门坚持。所以能不能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来推动外贸转型，推动中国的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进程，这对于我们国家能不能适应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就像我们讲的开放、主动，开放主动在哪里？在服务贸易进程。所以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将成为中国新一轮的重要一块。这样一个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既同国内的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又同全球的自由贸易进程相适应，所以我想它首先是国内的要求，满足国人日益多元化高质量的教育需求，需要教育加快开放，不开放教育很难找到教育改革的新动力。

　　第四个事情，以监管转型为重点政府的改革。

　　在新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突出矛盾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监管不到位。无论从消费的市场，到日常消费市场导工艺品市场，到金融市场，都说明监管转型，监管变革是在新的经济转型时期，对政府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很可喜，简政放权的力度很大，但是也很可惜，我们负面清单单子太长，去年83项是针对服务贸易的。所以这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涉及到政府改革深层次的改革。比如说审批权、监管权如何分离？比如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专业的、权威的监管机构，以适应全球化，适应转型需求，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的经济转型既要看短期又要看中长期，它的艺术就在于如何把短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谢谢。

　　王辉耀：谢谢，迟院长讲的这几点都很关键，今天上午也讨论了这个话题，也提到的TPP。TPP到目前为止是升级板，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概括了很多内容，要持开放的态度去看。服务市场的开放要倒逼改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也特别赞同刚才讲的户籍制度推动市场改革，户籍人口城镇化现在比例还是针对户口的城镇化，我还想补充一个观点，改革开放每十年有个政策，比如说80年代联产承包，带来农民积极性的释放。90年代城市住房私有化，房屋私有产权带来了中国房地产繁荣几十年，都是巨大的政策红利。2000年左右WTO加入，推动中国进入经济第二强。每十年有个巨大的红利，现在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大的红利，包括刚才说的城镇化。

　　要把这个做的更彻底一点的话，有没有可能像当年开放城镇住房私有化一样，开放我们的宅基地。因为首先农民工没法买城里的房子，没有启动资金，接下来要流转他们的宅基地，这是一个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有很多观点，也想请您谈一下。

　　马骏：感谢王会长，我想就绿色发展，绿色金融的议题讲一些基本观点，也是“十三五”的五大理念重要的题目。很多人在考虑政策的时候往往会做这样的抱怨，很多政策选项都两难，有些对调结构是有利的。我认为有些选项既能帮助调结构也能稳增长，其中一项就是用绿色金融的手段支持绿色发展。为什么这样讲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我们的新能源产业现在的增长速度，是平均每年20%左右，新能源汽车现在是百分之百的年均速度在往前增长。这样的行业如果能获得足够的融资，让它的增长潜力能发挥出来，自然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增长是个提升的作用，同时还能加速城乡一体化的转型，使得我们经济尽快的能够进入到低碳、清洁的模式。

　　关键在于怎么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绿色产业，绿色产业指的是环保、节能、新能源、清洁交通、清洁建筑等等这些行业，他们的融资量是巨大的，但是现在政府只能提供大概10%—15%的库存，也就是说有85%以上的绿色投资必须来自于民间，这个要求我们有这么一个绿色的金融体系，能够动员和激励更多的民间资金参与到绿色产业的发展上来。

　　为什么从国内和国际几方面的研究，我们都发现社会的资本进入绿色产业遇到很多瓶颈，如果没有瓶颈的话，我们的绿色产业早就发展的非常大了。瓶颈至少是从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到问题的来源：

　　第一个所谓外部性比较难，最典型的在环境领域当中，我举一个简单的案例。比如说你搞一个新能源汽车，它就能减排放，减排放以后空气也比较清洁，使周边地区很多老百姓受益。但是这些老百姓没有付钱给新能源汽车企业，因此这个企业的回报率就不够高，所以这样的项目成长就受限。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国家用碳交易的办法，把一部分的利益从排放高的企业转移到排放低的企业，还有一些国家用比较强有力的环境政策，来惩罚那些污染型的企业，同时把资源挤压到绿色企业当中去。但是所有这些政策，至少在某些国家来看还不足以动员充分的民间资金进入到绿色的产业，因此绿色产业的投资还面临着很大的缺口。

　　我们的想法，就是几乎所有能想到的东西都用起来，包括在金融领域中各种各样的工具。如果一个国家财政能力有限，环境执法能力有限，你就必须要考虑如何更多的在金融领域当中采取放心的措施。我们已经看到了，比如说德国他们已经用的绿色贷款贴息的政策，一块钱撬动几十块钱的民间服务。也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在中国做的一些项目，给绿色项目的担保，降低绿色项目融资的成本，效果也非常好，这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借鉴的，用于克服或者是部分的对冲外部性的一些进手段。

　　第二个瓶颈是所谓的期限社会的问题，大量的绿色产业，其实是中长期的项目，包括固废处理，新能源项目，还款周期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但是大量的项目不可以，因为银行能提供的平均贷款是两年，所以必须从内部来解决问题。一个方法就是再融资，让银行直接发中长期债券，来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

　　第三个瓶颈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绿色行业很多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技术，你如何定义这些产业，这些产品的技术是绿色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点像医学医药品，如果你不对这些绿色产业，绿色项目进行界定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是有些企业说把资金用到绿色，来套取资金，实际上并没有用在这上面。我们要减少投资者的识别成本，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要求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要披露环境信息，只有充分披露环境信息，这样资本市场才有能力去识别哪些企业是绿色的，哪些企业是棕色的。

　　第四个瓶颈是对环境风险的判断能力或者分析能力的缺失，为什么这样讲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英格兰央行他们做了一个对保险公司环境风险评估，他得出的结论，保险公司持有的资产都是在传统石油行业中的话，中长期来看，这些行业的资产是他们所持有的石油股票很可能会大幅度减持，因为我们已经签订了《巴黎协议》，目标就是把气侯变暖的幅度控制在2度之内，这就意味着未来全球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有限的，因此全球可以燃烧的石油也是有限的，相当部分在地下的石油储备可能都是无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有了这么一个压力测试和风险的分析，就可以提前让机构投资者，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保险公司重新配置资源，把更少的资源配置到污染性高排放的产业，而更多的把资源配置到绿色、低碳的行业。

　　这个大的概念已经在我们的决策层形成了，要推动绿色发展的共识，总体方案也提出了建设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也有相关的内容。未来我们要从好几个方面来推动我国自己的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包括继续发展绿色信贷，要做大普惠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绿色基金，建立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体制等等，通过这些努力来构建能够动员更多民间资金进入绿色金融体系。

　　王辉耀：谢谢马骏先生讲的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我觉得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中，如果把绿色经济真的抓起来，把绿色金融业抓起来，中国的转型升级步伐会加快。

　　下一位是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也是北京王府学校的校长，王先生对教育、人才，早年对政策研究也有很多的思考，请王广发主席讲一讲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广发：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不光局限于国内，而且还局限于全球。所以我想各个时期产业转型的标准，各个阶段产业转型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专家，我们做产业很多，至今还没有失败过。但是这里面我们不管怎么转，关键是我们没有抓住人才转型，紧跟着就是教育转型，这个我是参与过人大民办教育促进教育法立法的研究的，其次也提出了我们的意见。不管你怎么转，人跟不上转型的时候什么都谈不上。

　　教育跟不上的时候人才是跟不上的，现在我们在全球人才转型的这样一个节点上，我们认为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我们最近颁布的《对外教育的若干意见》，以及对外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各个国际机构没有话语权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才转型不对，没有我们的人才，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次南京大屠杀的申遗，我们申请完毕之后，因为我是连续6年在那里发表我的报告，移动教育改变世界教育，同时又提出移动教育改变中国教育。如果没有教育作为基础，什么事情都做不到，我们人从何来？技术从何来？学术从何来？科研从何来？所以这件事情申遗成功之后，日本教育部长重新对我们申办的程序又重新审核，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在美国待了20多天，我们对外教育的若干意见，17个国家在那里访问，他们提出一个质疑，说我们的政策又收缩了。好了，我的话语权就出来了，因为我们要传递正能量，我们就讲了教育改革开放依法合规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乱象教育的时代已经结束，意见的推出是中央政府对国际交流作为规范化依法的一个开始。

　　大家听了以后确实觉得是，随后我也带着很多专家走进中国，到了国家局、卫生部、卫计委。到那一听之后，我跟他们解释的正能量的意见，与我们政府给他们的解释是一致的，这就需要话语权。话语权从何来？那就是人。为什么刚才我说各个转型期都不一样？我们在20年前，这些国际机构，亚投行也好，上合组织也好，博鳌也好，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的提了，因为我们也是研究产业政策多，包括一带一路。所以我在这里提出，大家对境内外转型投资行为，一定要考虑到投资的风险，一定要考虑所在国投资的产业链、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所给予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给你带来的重大风险。

　　为什么？各个区域冲突发生的战略，大家想一想，给我们国人的投资带来不能正常的运行有多少？当然背后有手段在那里操作，像南海、东海。所以如果说我们全球遍地都有人才转型，国家的教育转型，我们老师的转型，现在老师转不动，改革教育转不动。我们第一个接的课题就是高等教育的改革，转不动。在国际上一个学生是可以任意到一个大学去流转的，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在座的都是在大学教育的，硕士教育、博士教育你往哪里转？在美国你可以随便去转。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改革，我们的英语考试已经很我次了，但是与美国每年51次考试，以每一次考试成绩最好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不一样。大家都是海外毕业的专家又回来创业，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势必要给我们国家政策转型、教育转型、经济发展腾飞的转型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本人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从娃娃抓起，教师抓起，国际接轨的转型。

　　你们可以去咨询你们的孩子，我们接触教育，一个中学42个博士，海归占72%。当然，我们整个学校的老师是外教和海归，我们20年以后王府学院的人才完全是国际化的。因为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不得不被世界所包容，中国也不得不包容世界。20年以后的世界，20年以后的中国，跟30年的中国一样吗？所以说我们这几个人研究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在这里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关系，全面转型，全方位转型，这是面对我们在座的大家，每一个人关注的问题，因为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转型，每一个阶段又提出高标准，谢谢大家。

　　王辉耀：谢谢广发，广发先生讲的转型的重要性，而且特从他的亲身经历，包括教育、人才的教育，可能是我们国家转型的一个根本。我们产业转型、经济发展说到底还是教育需要有一个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话题。

　　下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先生，也是非常资深的研究产业，研究转型的，早年也在日本留学过，一直在研究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所以想请魏加宁先生做一些您的分享。

　　王辉耀：制度安排转型升级包括理论的升级，我觉得都是很有思考，很能引发我们研讨的，值得深入思考，确实中国在制度上，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市场起决定性的因素能不能彻底得到发挥，确实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请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先生，本身也是这方面的资深专家，不管是产业还是“十三五”规划，理论方面也有很多造诣，有请。

　　张燕生：首先非常感谢，我还是想讲讲怎么来适应弊端化。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新的现象，比如说以前有人付钱消费的这些行业现在没有了，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高档的餐馆，有定制高档白酒的消费，过去有人付钱，再贵都敢消费，现在少了。第二种变化，以前有井喷式的需求，现在没有了，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些重化的行业，重化行业在02年、03年固定资本投资，在一段时间可以达到百分之百，你会发现这种井喷式的需求没有了，重化、重装、房地产。第三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什么都可以做，现在也是不行了，也包括我们有些官员，包括我们有些学者，也包括我们媒体，也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服务的行业，我们都会发现以前真是什么都可以做，现在不行了，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么一些现象。

　　我第二个想说的，就是这个现象背后我们能看到什么？我自己的解读，也就是说过去35年的故事结束了，新35年的故事开始了。我们重新又站在了1978、1979，一个新35年开始了。要适应这个新35年，我们现在叫新常态，我觉得第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心态要变。

　　心态要变是什么概念？就像乌龟和兔子赛跑一样，过去35年我们有从产业和企业来讲，整个国家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快，速度比什么都重要。新35年可能也是一个字，就是慢。因此我常讲，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慢了才能质量，快了是不可能有质量的，只有数量。

　　第二个变化结构要变，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为了做低端什么东西都便宜，人便宜，材料便宜。新35年，可能什么东西都要做贵的，贵的你才能够有中高端的增值。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去年的外资来华投资，你能看到什么呢？05年之前外资来中国，拿中国的农民工。12年之前外资来中国，拿中国的市场。最近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外资来中国拿什么？拿你的高增值的服务和高技术的制造，包括我们说技术服务、研发服务和一些高端的新型服务、高技术制造井喷式的上升。

　　第三个变化就是模式要变，过去35年我把它称为汗水驱动，我们什么都是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的。新35年我把它称为叫靠智慧驱动，就是要靠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这是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确实我们出现了一个新35年的新变化。

　　第三个问题想谈一下新35年，“十三五”是关键，因为“十三五”是未来35年第一个五年，这五年的总基调就是调整，也就是说“十三五”是个大调整，大分化和大变化的阶段。

　　我们会发现“十三五”最少会有这么几个调整，第一个“十三五”末中国有可能会进入，或者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GDP有可能达到1.1—1.2万美金。它会对我们的产业和企业带来什么变化呢？也就是大家都预测的，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中产阶级的人数有可能出现倍增，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开始愿意买好东西的人群出现了倍增，而且愿意个性化需求的人倍增，愿意多元化的人数倍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第二个我们在“十三五”时期，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趋势越来越明显。我把我们讲的所有故事分成两类，我会问自己这个故事是旧趋势线还是新趋势线，如果是旧趋势线你就给我讲了一个不再进行的趋势，新趋势线就不讲数据了，就讲研发投入的增长，投入占GDP的比重和城镇化率开放，和涉及到共享的指标，包括居民的收入差距，城乡的收入差距，区域的收入差距，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从2012年开始一条新趋势线正在缓慢的形成。

　　第三个我觉得从“十三五”开始，我们可能要探索出一点新的模式，新的模式就是五大理念所支配的新的模式。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我们怎么适应变化，首先就是政府要适应变化。我自己是看去年的股价波动，811汇率的贬值预期和我们包括最新的跨境电商的税制改革，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反映出政府的各个部门能不能适应变化，就是政府的部门能不能适应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法制规范、公平透明和开放的新形式。我们企业同样也要适应变化，也就是我们企业家，从创业将走向技术创新，我觉得比登天都难，这种情况下我们企业怎么能过去35年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转向新35年的技术创新？也包括我们的国际化。

　　五中全会的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开放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就是从“十三五”开始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我们要深度融合世界经济，那就意味着自贸区的战略，开放的含意正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第二个机遇解决在五中全会和“十三五”纲要里讲的，下一步要推动高水平的双向开发，也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进口和出口更加平衡，内外需会更加平衡，因此企业怎么能适应这种变化很重要。第三个就是绿色金融，就是绿色社会责任，我们的市场经济也要适应变化。

　　我自己是把我们很多问题，包括腐败，是看成我们市场化的改革。当我们要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晚了，晚了十多年。因此我们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其中就包括一个含意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要适应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终身的学习和投资，以及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我们现在谈产业转型，谈企业要适应这种变化，实际上难度可能会远远超过目前所能够预期的，但是它是预示着我们将面向着新35年的未来，谢谢。

　　王辉耀：谢谢张燕生秘书长，刚才讲得很好，从几大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未来产业转型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我觉得确实在这些方面，十多年的机遇我们没抓住，在改革窗口期非常恰当的时候没有及时突破，现在滞后了，带来现在更加难的一些问题。

　　下面请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

　　向松祚：谢谢主持人，谈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已经20年了，我想再过二三十年我们还会谈这个话题。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我谈三点，今天我们真想做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话，我觉得在三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下最大的决心。

　　第一个在宏观政策上，我们必须要彻底的放弃货币万能主义。我认为今天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有一个词叫货币万能主义。什么时候只要经济稍微波动出现问题，我们就用货币，上来降息、降准，扩张信贷。过去八九年的时间情况怎么样呢？货币信贷客观来说，09年无论从哪个指标衡量，我们货币信贷扩张可以讲是天量的，新增量、总量、M2任何指标都是如此。国民经济增速却没有上去，而在一直下行，人民日报权威人士讲话也说得很清楚了，虽然没有用我这个词，但是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已经承认了，这是不行。

　　今天不仅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包括我们很多企业家仍然是这个思维。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要“三去一降一补”，三去的核心就是过去货币信贷疯狂扩张造成的。美国、日本、欧洲都搞量化宽松，全球一样。今天上午另外一个会上讨论G20议程，林毅夫教授也去了，全球经济不知道要衰退多少年，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思考。

　　中国不能再走货币刺激的老路，我们今年一季度，应该讲中国经济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为什么人民日报权威人士写这么一篇长篇报道说这个事，他话不那么尖锐，但是话其实已经说到底了。我们现在高杠杆，高负债，搞出的高产能，房地产怎么消化？中国金融体系应该讲是非常危险的，银行的不良贷款是在快速上升的，而且银行贷款坦率的说，目前的数据仍然被大大的低估了，我们怎么办？还能搞得下去吗？

　　第二个，从产业政策上要放弃互联网万能主义，现在好像互联网+所有问题就解决了。全部谈互联网+，大家请教科学家、工程师，互联网是伟大的革命，没有人否认，但是互联网能够代表一切吗？我想新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互联网，其实新工业革命更重要的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能源，这个天天触网，搞互联网能搞得下来吗？

　　中国现在对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业很关注，全部搞投机取巧的东西，这是非常麻烦的。如果这么搞下去，最后非常糟糕，就是一地鸡毛，有什么真正的创新，有什么真正的升级？我觉得是非常麻烦的，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从整个国家的制度、机制包括我们企业家的生态，所有老百姓，所有中国人民的心态要放弃短期利益至上的心态。最近看到互联网另外的人，方俊东写的一篇文章，他讲BAT和脸书十年规划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他讲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差距在哪里？比如说百度和谷歌的差距在哪里？这些互联网公司市值非常大，大家崇拜的不得了。但是他们有了钱，有这么高的市值，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引领全球的技术创新吗？他们拿出钱在引领人类的未来吗？

　　我经常跟积极性交流，我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成为一个科技强国，转型升级要真正成功，我提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到今天还没有出现。什么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企业，哪怕有一个就行，你能够拿出数十亿，数百亿成立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不是研究你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是研究人类的未来，人类的下一步。

　　美国电报公司1919年成立贝尔实验室，这个大家都知道，贝尔实验室在过去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它的科技创新毫不夸张的说，超过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甚至某种意义上也超过中国，就这一个实验室。今天大家说华为了不起，我也认为华为了不起，但是华为也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这么多企业是没有钱吗？不是没有钱。BAT公司没有钱？但是他们去干什么？我不需要展开说。就是我们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是追逐眼前的短期利益，什么短期市值、短期收入、短期利润，我们这种格局、境界实实在在的讲，与美国这些伟大的企业差距的太远。

　　乔布斯说你必须区分企业家和商人，商人是以赚钱为第一目标，企业家是以做事，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所以为什么百度搞出这些东西来。当然我们在制度上也要保证，其实我们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很多企业家在今年年初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把资金转走。我们的政治体制，很多机制都提出来了全面依法治国，能不能让企业家，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外的，让所有企业家都能安心的在中国长期、长远的科研开发，长期投资。

　　让所有人长期的做科研的开发，做长期的投入？我们很多企业能把这些炒期货、股票、房地产的钱，拿来成立一个研究所，研究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谈转型，再谈三十年我估计也成功不了，谢谢各位。

　　王辉耀：谢谢向松祚非常精采的发言，从不同的角度，从货币万能、经济泡沫包括短期利益的很多现象做了深入分析，很有参考价值。今天由于这个环节都是很资深的专家，我们留下的时间很少，就一两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简单的提一下。

　　嘉宾：我是2010年从美国回来，在长沙创办了一家环保企业，我在这个行业积累了25年经验，回来创办一家科技企业。我就想在这个科技企业里做一个，不说是百年企业或者家族企业，我想做精做专，大家都说你赶快做大做强，投资人说我有个你赶快包装上市。我说我这个企业不要做大，就做50人以下的，做精做专，你的产品竞争力要有。我身边很多从海外回来的朋友，包括李彦宏，回来本意不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企业出来，想把自己所学能用上，但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每个政府都在跟你说做大做强上市，上市100万政府补100万，很浮夸。我都不知道我们国家到底要培养的是工匠精神，还是追求GDP的增长速度。

　　海云天集团： 我是深圳海云天集团副总裁，感谢CCG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参会。我在北师大做博士后教育研究，我一直在关注基础教育的问题，正好今天王总在这儿，我就在想，如果是以国家改革开放为横轴的话，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为纵轴，您又站在经济前沿，同时扎根于基础教育，我想问一下王总，在我们针对体制改革，应试教育改革，这样一个民办教育在哪些方面要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谢谢。

　　刘先生：刚刚台上有两派，昨天央行做出声明，我们这个月比上个月减少8千亿。我觉得刚才向老师你讲的大部分，我们做实业的是支持的。现在我们国家总体是这样，我们做商业地产，我们不去评就不行，因为不评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我一直觉得魏老师对民营企业是比较好的，很多场合都呼吁政府对企业好一点，但是企业家也要调整过来，去反思，不要太贪婪了。现在数据很重要，是民营企业投资现在讲了五个点，这跟这几年的大环境有关系。

　　我一个老乡在上海，在西安做房地产项目，西安有一帮人抓起来了，他那天就跟我谈，说我现在不做生意了，你说他这一被抓起来我肯定要给他送钱，就不想干了。现在浙江很多工厂又倒闭了，很多人要移民，做实业大环境不行，民营企业占国家60%的投资整个信心都没有了。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反思，包括政府要去考虑。现在货币政策紧了，为什么做实业的人拿不到？包括我们要研究，呼吁国家货币不应该发这么多，能不能让做实业的人借到钱。

　　现在最活跃的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为什么不给实业做贷款是国家应该研究的问题，银行也很喜欢贷给实业。就说这些。

　　王广发：我简单回答刘老师这个问题，从基础教育来讲，现在不能说我们是一无是处。常规的基础教育有它的优点，但是我们贯彻两个纲要的时候，尤其是4月19号刚刚颁布的对外教育若干意见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从常规基础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接轨，进行改革，这一点是毫无动摇的，我就回答这一个问题，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进行交流。王府学校就走出了中国常规基础教育基础、体制的灵活性，不管怎么样不花中国财政的一分钱，都是学生自己的钱，培养的学生未来都是为我们国家科研学术服务。这是一个极好的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那么多的财政，你支持了我们常规的基础教育，我们的人才，最终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与国际接轨，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中国的标准是不是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标准能不能接轨中国的标准？这是今天全球化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智库给我们在座的大家搭的平台是非常好的。

　　刚才向老师讲的非常好，批评有些不妥的政府决策，并不等于不爱我们的政府，越是这样他越爱我们的政府，唯恐我们的政府在重大决策，央企决策出现问题，这是了不得的，谢谢大家。

　　王辉耀：我们下午这一场讨论非常精采，六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谈到了中国产业转型，包括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新方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和精神分享，我们想借次机会感谢六位专家做的精采分享。今天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还会把大家的观点进行整理，未来还会更多的跟企业界、学术界、政府交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各方面的进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