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俐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201306)
摘要:全球推广和使用液态生物质燃料成为替代能源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发展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十分关注,本文对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政策研究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以期对液态生物质燃料发展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随着全球石油供应形势的日益紧张和价格攀升,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能源、环境和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保障能源安全、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农业发展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液态生物质燃料作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替代,环境保护,农民增收,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战略意义突出,推广和使用液态生物质燃料成为缓解化石能源需求压力,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替代选择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
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其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性需要通过补贴将其外部性内部化已经在世界各国达成共识。我国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一样,纷纷对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发展予以形式多样的补贴,极大地促进了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的发展。然而,在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各国政府也普遍感受到补贴政策的实施,也给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负担,那么,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补贴政策机制才能提高补贴政策的效应与效率,值得探讨(曹俐,2014)[1]。
液态生物质燃料的产业链大致可以分为原料的生产、燃料的加工、分配以及消费四个阶段。经济活动的特征决定了对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政策的研究依该链条展开并不断发展。纵观目前国内外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政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进行如下分类:第一,从全局和个体的角度划分,研究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政策的总体影响的有部门模型,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国际贸易模型,研究补贴政策对单一微观经济主体影响的研究涉及成本账户模型,资源配置与技术采用的微观经济模型;第二,从私人和社会的角度划分,私人角度的研究问题涉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什么情况接受生产或愿意消费,而社会问题的角度则多探究哪些补贴支持政策是必要的,政策执行带来的支出成本以及福利如何(Rajagopal & Zilberman,2007)[2];第三,从政策的影响角度划分,研究涉及补贴政策实施带来的经济影响,环境影响以及社会影响。梳理国内外研究动态,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以期对液态生物质燃料发展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的界定
最先系统论述补贴问题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庇古。庇古以其独创的边际社会净产品和边际私人净产品的概念分析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配置的效率状况是政府干预的理由。当边际私人净产品与边际社会净产品出现差别时,国民所得总量就不能得到最大化,当边际社会净产品等于私人净产品时才会有理想状态的产出。企业只要存在私利引诱使得投资配置与最大国民净产品的要求之间出现差异,就存在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需要通过补助和税收来消除这个差异(庇古,2009)[3]。
关于补贴内涵探讨的文献,古今中外很多,归纳起来无外乎狭义补贴和广义补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曾给出狭义补贴的概念,在其出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补贴定义为“政府对生产者的现期转移”,“补贴包括现期账户上私营产业部门从政府取得的一切补助金。从它们进行的基础来考虑,这些转移,代表生产者现期生产收入上的附加。例如补助金可以以所产生的、所出口的或所消费的商品数额或价值,生产使用的劳动力或土地,或者组织和经营生产的情况为基础。政府当局为投资目的或为补偿破坏、损毁及其他资本和流动资产损失而对私营产业部门的转移则归入资本转移而不作为补贴”“补贴也包括现期账户上政府给予政府公司的一切补助,例如,补偿营业亏损(负的营业盈余)。至于政府企业现期账户上的转移。在它显然是政府要把价格维持在企业收益不能补偿其现期生产成本上的政策的结果时,应该按补贴处理,为了确定情况是否如此,需要调查决定政府企业要价政策背后的考虑”。这个概念比较狭窄,仅对于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以便维持价格从而使企业受益,甚至对于出于外部性问题的补贴都不包括其中。广义的补贴,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经济学家穆斯格雷夫,他在《联邦补贴方案的经济学》的研究报告中说到“财政补贴可以被定义为由政府的课税和支出活动给予任何个人的任何的净利得。”
我国经济学界对于补贴的概念界定较早的文献往往与物价补贴直接联系。如李扬(1990)[4]在《财政补贴经济分析》中将财政补贴定义为“在某一确定的经济体制结构下,政府支付给企业和个人的,能够改变既有产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无偿支出。”该定义阐释财政补贴与产品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从外部性的角度进行明确定义。平新乔(1995)[5]年在《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认为“物价补贴(subsidy)是由政府(也可能是由私人)无偿支付的一种款项,用以填补由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与由生产者所承担的成本之间的差额。”他将物价补贴的政策目标归纳为三个:(1)实现收入在纳税人与特定商品的生产者或者特定商品的消费者之间的转移。比如,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可以对农民实行化肥、农药、农机等方面的补贴。(2)让补贴通过市场机制影响供应者和需求者的经济行为。比如,在存在外部经济时,通过对生产企业的补贴,会使经济出现帕累托改进。(3)通过补贴而使某些商品的价格保持低水平或保持稳定。比如,对粮食等主要消费品的价格进行补贴,这是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新乔关于补贴政策目标的解释,明确了补贴有助于解决外部性问题。丛树海(2002)[6]进一步刻画了对于财政补贴与外部性的关系。他认为财政补贴的实质“是国家把纳税人的一部分收入无偿转移给补贴领受者,是财政支出中转移支付的一种。”“完全竞争市场要求所有产品的成本和效益都内在化,该产品的生产者要承担产生这一产品而给生活带来的全部成本,同时这一产品所带来的全部好处都归这一生产者或该产品的购买者享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或服务会具有外部效应,即产品或服务对生产者或购买者以外的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类:一类是外部成本,即产品或服务给所有者以外的其他人所带来的损害;另一类是外部效益(外部效用)是指产品或服务给所有者以外的其他人所带来的好处。政府为了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可以通过征税提高产品的核算成本,从而使产品的内部成本等同于产品的全部成本,消除因企业未考虑产品外部成本而多生产产品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为了使外部效益内部化,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产品的成本或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来消除因考虑外部效益而少生产或消费产品造成的效率损失。”
关于补贴的理解代表性观点还有“负税论”和“税式支出论”。在宋则行、汪祥春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概论》中认为“可以把财政补贴看作是一种负税,当价格高于价值时,用税收调节;当价格低于价值时,用财政补贴来调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很多补贴都可以看成是负的税收,从而可以运用税收分析的工具来估价补贴的效果。”而税式支出是指国家财政对于某些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给予的减免税。一般来说,税收支出包括免税(tax exemption),税收优待(tax allowance),税收抵免(tax credit)和特别减税(special tax)。包括减免税等在内的一组税收安排为什么当作财政的补贴支出处理?美国经济学家穆斯格雷夫认为,政府在决定减免税收时,是从支出角度考虑问题的,也就是说,是那些决定政府支出政策的因素而不是决定收入政策的因素影响着政府的税收减免政策。同时,税收减免活动实际上是政府的两项方向相反的政策活动的统一(李扬,1990)。
本文涉及的补贴概念是广义上的补贴,泛指一切支持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对财政补贴狭义的理解和应用特指“财政专项直接补贴”。
在能源领域,能源补贴的内涵在加纳阿克拉(Accra)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会议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题为《能源补贴政策改革:气候变化日程的机遇》的报告,该报告给出了能源补贴的定义,认为狭义的能源补贴定义就是由政府直接对能源生产者或消费者进行现金支付,以促进某一特定燃料或者能源的生产或利用。广义的能源补贴定义则是试图进行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价格、成本的其他类型的政府干预。在市场成本和价格基线假设的前提下,政府通过降低能源价格或者成本来解决市场失灵,以内化外部环境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任何努力都将视为补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8)[7]。
所以本文中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的内涵是指在市场成本和价格基线假设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影响能源价格或者成本来解决市场失灵,以内化外部环境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任何努力。
从2006年开始,国际可持续发展委员会(IISD)全球补贴发起组织(GSI)在荷兰、新西兰、瑞典等国资金的资助下,对世界上主要液态生物质燃料生产国家,包括巴西、欧盟、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政策进行总结,并不断更新,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政策研究成果(Steenblik,2007)[8]。不同国家补贴政策手段与其各自资源禀赋,政策目标以及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相联系,呈现出多尺度,多渠道的特点。
总的来讲,世界各国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可以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具体而言,包括直接现金支付以及间接的市场价格支持、信贷政策、燃料消费税减免、可再生燃料标准、强制性份额、能源税、碳税、变性燃料汽车的支持政策、能源农作物的补贴政策、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关税等贸易政策。从补贴政策实施的领域上来看,补贴政策主要涉及相关的能源政策、碳政策、农业政策、贸易政策、研发政策等。从补贴政策实施的环节上来看,补贴政策又可以分为中间投入环节补贴,附加值要素投入补贴,产出环节补贴,消费环节补贴,研发环节补贴。从补贴的层次上,主要有国家政府的补贴与地方政府的补贴。
本文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体系与全球补贴发起组织(GSI)的补贴框架基本一致。
二、补贴政策实施与补贴目标实现的关系研究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生物燃料乙醇能够实现能源代,环境保护,农民增收,促进就业的目标(Rajagopal & Zilberman,2007)[2]。补贴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吗?能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吗?Vedenov & Wetzstein认为美国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实施了乙醇消费税减免的间接补贴政策,虽然降低了乙醇汽油混合物的价格却增加了燃油的消耗,事实上减少了环境和能源安全利益。所以考虑补贴导致的价格反应,他们认为对乙醇消费税减免,降低乙醇汽油混合物的价格的间接补贴对实现环境和能源安全目标值得商榷。不过,如果将补贴乙醇汽油混合物和对汽油的消费税增加相结合的话,从乙醇税收利益豁免取得的补贴可以获得积极的环保和能源安全利益(Vedenov & Wetzstein,2008)[9]。
Rubin et al.(2008)[10]通过量化美国不同补贴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研究补贴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单独实现能源替代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两个政策目标的成本比现行补贴政策的成本要低;第二,现行的补贴政策可以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目标;第三,补贴政策的实施不是所有目标都可以同时实现,可以同时实现的共同目标有两种情况,或是能源替代和农民收入增加共同实现,或者是温室气体减少和农民收入增加共同实现。Babcock(2010)[11]研究还得出基于可再生能源标准的新的管制与税收优惠以及进口税收措施在实现政策目标时存在冲突问题。
已有研究的共识是液态生物质能源补贴政策的实施与补贴政策目标实现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合理选择补贴方式、补贴手段是实现补贴政策目标的关键。
三、补贴手段与补贴效率的关系研究
Gardner(2003)[12]研究补贴手段选择及其成本与福利效率的变化和转移之间的关系,他对生物燃料乙醇补贴的三种不同政策手段:目标价格,玉米种植面积控制和对生物乙醇直接补贴,运用单一商品简单供求模型进行了玉米生产者,乙醇生产商,和纳税人的福利效率的理论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玉米生产者和乙醇生产商均可以从乙醇补贴或玉米不足支付(deficiency payment)中获益。玉米种植面积控制可以起到减少玉米供应并提高玉米的价格的作用,所以受益的是农民而不是乙醇生产商。但是从分配的角度来看,玉米生产者得到相对较多的玉米不足支付,而乙醇生产商得到相对较多的乙醇补贴。从纳税人的角度看,种植面积控制的政策成本最低,而使用强制性份额控制的政策成本最高。然而,所有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从消费者和纳税人到玉米生产者和乙醇生产商福利的净转移。该结论的得出是紧紧依赖于对玉米,乙醇和乙醇副产品供应和需求具有弹性的假设条件。此外,该研究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它没有考虑到或者是忽略了原已存在的确定政策效率下的扭曲。针对Grdner(2003)[12]的研究不足,Babcock(2008)[11]在Gardner的基础上结合Elobeid & Tokgoz(2006)[13]的定量研究模型进行研究,不仅得出福利从纳税人和非玉米的消费者转移到玉米生产者,乙醇生产商和燃料混合者的相同结论,而且定量计算出净转移的程度。Schmitz et al.(2007)[14]计算玉米乙醇补贴的影响,认为对玉米乙醇税收优惠的成本比直接支付给玉米生产者的成本低大约低1亿美元。Gorter & Just(2009)[15]分析了生物燃料乙醇在税收优惠和强制性份额两种手段同时运用情况下的福利影响,得出,二者共存时,补贴政策的受益者是化石燃料消费者而不是生物燃料消费者的结论。Tyner & Taheripour(2007a)[16]分析乙醇工业市场份额对生物燃料乙醇消费税补贴效果的福利影响,在考虑乙醇行业和汽油行业供求弹性和替代弹性的基础上,以税收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模型。研究结果认为,税收减免出现了乙醇行业和汽油行业之间的利益混合点。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乙醇生产商和汽油生产商根据二者之间的供求弹性和替代弹性,共享乙醇的补贴;在可再生燃料标准和乙醇有限的生产能力下,乙醇生产者获得乙醇补贴的多数;随着乙醇工业在玉米市场份额的增加,乙醇生产者的福利会有一定比例传递给玉米生产者;玉米生产者会将一部分福利转移给土地的所有者;随着乙醇生产的增加,玉米价格的上涨,玉米生产者的福利将增加;玉米价格上涨会导致土地租金的上涨。
Elobeid & Tokgoz(2008)[17]在一个多市场国际乙醇框架下(不包括能源市场),分析贸易自由化和取消美国乙醇市场联邦税收抵免所造成的福利影响,他们发现,通过降低乙醇和玉米的价格,贸易自由化对乙醇和玉米生产者会造成福利损失,但是却增加了消费者的剩余。而且,消除关税和税收减免政策则会降低玉米生产者,乙醇生产商以及乙醇消费者的剩余。
此外,Gorter & Just(2009)[15]则从价格不确定的角度分析,得出了在原有农业补贴存在的情况下,美国燃料乙醇消费税减免是多余的结论。Baker(2008)[18]从玉米产出不确定性的角度,分析对生物燃料乙醇实施税收优惠的情况,其结果是福利影响具有波动性,研究结果共同表明不确定性因素对于补贴效率存在影响。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各有差异,但都强调补贴手段的选择存在成本差异,不同的补贴手段会导致效率的损失或者转移。且研究的着眼点不仅关注液态生物质能厂商的利益,而且关注整个产业链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四、补贴方式、补贴效应与补贴成本的关系研究
Tyner & Quear(2006)[19]针对美国每加仑51美分的燃料乙醇补贴给美国政府带来的财政负担,最先研究了固定补贴与弹性补贴两种补贴方式的补贴效应问题。他们以Tifany & Eidman(2003)[20]所创建的玉米乙醇生产的电子表格模型为研究基础,运用过去l0年的月度数据,研究弹性补贴与固定补贴的补贴效应乙醇生产厂商风险和收益与政府补贴成本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弹性补贴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成本和乙醇生产商的风险均比较低,在给定参数的情况下,乙醇生产商的期望收益等于或者小于固定补贴的情形”。以2007年美国当时的市场情况,得出弹性补贴可以比固定补贴节约30亿美元的财政补贴成本。
Tyner & Taheripour(2007b[21],2007c[22])针对美国迅速发展的乙醇工业,以及即使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固定补贴的补贴政策所带来的补贴成本,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多种补贴方式情景下的补贴效应与补贴成本。具体而言提出六种补贴方式替代方案。保持当前政策不变,较低的固定补贴,弹性补贴,可选择的燃料标准,可选择的燃料标准加弹性补贴,纤维素乙醇的激励。研究结果认为,在2007年的市场环境下,油价在每桶60美元左右,每加仑51美分的补贴使得乙醇生产已经是有利可图。尽管乙醇的生产增加了玉米的需求和价格,但是只要玉米价格每蒲式耳4.72美元,乙醇生产者仍可投资获利。对于替代补贴方式的研究发现,保持当前固定补贴不变时,以玉米为原料的饲料生产和玉米出口必须进行调整,会减少玉米的使用,且饲料产品的价格会出现上涨;如果政府迫于玉米价格压力,降低乙醇的固定补贴额,仍然会在油价较高的时候提供不必要的补贴;基于油价变动的弹性补贴,在油价高于60美元的时候即可不补贴,且均衡的玉米价格为每蒲式耳3.12美元;可再生燃料标准会增加生产的成本,在油价极低的情况下,似乎不能被接受;而将可再生燃料标准与弹性补贴相结合,则可以避免低油价情况下的风险;对于纤维素乙醇的补贴方式需要在玉米乙醇的补贴方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Tyner(2008)[23]对该研究提出的不同补贴方式,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在较宽的范围内研究未来乙醇补贴政策选择,认为补贴政策路径不仅取决于可再生燃料的政策目标,而且取决于政府愿意支付的补贴成本和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同时得出,当油价保持每桶100美元之上时,即使取消补贴,来自能源作物的能源生产仍将继续。该研究对于未来补贴方式提出了理论框架和思路,但并没有细致地估价不同弹性补贴方式下的激励效应。
对于上述研究缺陷的进一步弥补,是Tyner et al.(2010)[24]的研究,他们基于原油价格、汽油价格、乙醇、玉米及其副产品建立局部均衡模型,对标准化的乙醇生产企业运用随机模拟模型进行着眼于补贴政策对于企业产出效应影响的模拟分析。通过局部均衡分析得出:“弹性补贴在油价较低的时候对于乙醇企业提供了安全保障,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油价较高的时候玉米价格上涨的压力,在油价较高的时候,乙醇生产的水平依赖于市场势力”。通过企业产出的随机分析,得出的较为共性的结论是,“与固定补贴相比,弹性补贴能增加企业的净现值,同时企业生产者的风险比较低,企业投资收益损失的可能性越低,往往伴随较低的政府补贴成本。”
此外,Cotti & Skidmore(2010)[25],运用美国各州1980—2007年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定量分析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对美国乙醇工业的影响,具体分析不同州的补贴政策对于企业的选址产生重要影响,并直接影响州的乙醇生产能力。该文献是燃料乙醇补贴政策效应研究中实证研究方面的进一步拓展。
我国尽管研究燃料乙醇补贴对企业产出的影响文献有限,但是财税补贴对其他产业产出影响的文献比较丰富。较早的文献,政府补贴多围绕国有企业解困,最近的研究则多体现于政府参与企业的盈余管理。关于财税补贴的文献在农业领域比较丰富。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政府对农业企业的财政补贴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对于补贴能否增加企业的产出,有的认为:财税补贴优惠政策缺乏效率,政府的扶持没有带来企业相关产出的增加(林万龙、张莉琴,2004)[26];有人认为,收人补贴虽然增加企业当期利润,但是并没有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冷建飞、王凯,2007[27];王昌,2009[28]);有人认为,财税政策优惠表明上抬高了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但是并未对上市公司实际经营绩效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彭熠、胡剑锋,2009)[29]。
五、补贴政策经验研究
国内既有文献对于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在农业方面的影响,涉及粮食安全,农产品市场等农业发展问题。吴方卫等(2009a)[30]基于“与粮争地”的视角分析生物燃料乙醇发展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研究得出,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由于受到土地要素的约束,从而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其对车用汽油需求的替代潜力并不大,应从挖掘内部潜力与寻找替代来源等途径解决燃料乙醇发展问题。仇焕广等(2009)[31]研究了生物燃料乙醇发展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研究表明,“生物能源发展是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生物燃料乙醇发展不但提高了对能源作物的需求,而且通过密切农产品与石油两个市场的联系,使粮食价格紧随能源市场价格而波动;生物燃料乙醇将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也将是长期的;我国政府应当尽早采取措施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孙凤莲等(2009)[32]运用灰色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关联度中得出,“燃料乙醇发展是通过要素的流动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粮食安全的”。通过对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和燃料乙醇补贴方面的政策调整,政府可以协调汽油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第二方面的影响是在能源产业方面的影响。丁一(2007)[33]认为:“虽然发展生物质液体燃料是解决我国石油安全问题的理想途径,但是受土地资源量的限制,仅仅依靠生物质液体燃料的发展绝对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国家应该大力支持生物质液体燃料的发展。吴方卫、章辉(2009)[34]研究结果表明,在未来我国汽油供给日趋紧张的形势下,生物燃料乙醇发展将对缓解汽油需求瓶颈和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上作用甚微。第三方面的影响是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吴方卫等(2009b)[34]研究表明随着生物燃料乙醇产业的扩大,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影响较大,值得关注。第四方面是环境方面的影响。仅限于对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的定性分析。
国内关于生物燃料乙醇补贴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国外在生物质燃料产业的补贴政策对国内的启示。李超民、刘芳(2008)[35]和李超民(2009)[36]分析美国生物质燃料乙醇产业支持政策新变化,得出政策的变化对粮食消费结构的影响有扩大态势,同时指出,我国要想解决石化能源问题,解决发达国家提出的所谓碳交易难题,应逐步加大在生物质燃料开发方面的投入,对投资、研发等进行财政补贴。朱行(2007)[37]则对巴西的生物燃料乙醇支持政策研究,认为巴西《国家酒精计划》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替代计划,强制性地促进了巴西生物乙醇的发展。刘贺青研究菲律宾生物燃料政策演变,发展现状,存在问题,指出菲律宾生物燃料政策在生物燃料法的基础上注重渐进地发展生物燃料,保障生物燃料质量,给予税收优惠并多渠道融资,注重生物燃料信息化建设和宣传,以及部门间合作,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刘贺青,2010a[38];刘贺青,2010b[39])。此外,许多学者对对美国、欧盟、巴西以及中国生物燃料产业政策目标,政策法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李先德等2008[40];朱行,2008[41];程景明等2008[42];仇焕广等2009[43])。曹俐、吴方卫(2010[44]、2011a[45]、2011b[46])对中美、中欧、以及巴西等国家的补贴政策进行深入梳理,郎晓娟等(2009)[47]对中国生物燃料乙醇政策演变进行了总结,国内基于中国生物燃料补贴政策研究较少,但深层次研究明显不足,尤其在补贴政策效果评价,效应分析,补贴方式与补贴成本的探讨方面鲜有研究。
六、简要研究述评与未来研究趋势
(一)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国外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补贴支持政策主要研究补贴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基于政策目标的政策设计较少;
2.政策研究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不足,国外的定量研究也以数理模型推演和数值模拟多见,实证研究欠缺,且国情与我国有较大差异。
3.基于我国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补贴政策的深层次研究较少,尤其缺乏补贴政策效应、补贴方式与补贴成本的研究探讨。
(二)未来研究趋势
关于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发展的补贴支持政策研究在未来将呈现以下四个趋势:
1.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完善,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补贴政策的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逐渐增多,对于政策制定的精确性和预见性会逐渐增强。
2.补贴支持政策的一般均衡分析会更加深入,即液态生物质能源补贴支持政策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会立足多领域,多部门的综合分析。
3.由于第一代液态生物质能源发展的局限性,对于第二代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补贴支持政策的研究将成为重点。
4.面对液态生物质燃料产业发展面临的成本、技术等瓶颈问题,对于该产业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降低成本等方面的激励机制的研究将成为核心所在。


 |